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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我什么都做不了也许写了一点点诗歌

发表于: 2019-08-11 

  编者按:很少有诺贝尔奖得主能这样持久地大受欢迎。巴勃罗·聂鲁达是一个复杂的人,在政治和情感两方面都是如此。在这第 一本权威的传记中,亚当·费恩斯坦采访了聂鲁达最为亲近的朋友、熟人和亲人,吸收了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通过对材料的深入分析和合理运用,作者揭示了驱使聂鲁达前进的各种动力,精彩地呈现了这位二十世纪偶像人物的一生。

  一部新作《日子的手》在1968 年11 月8 日出版。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本很不安的、不满意的,甚至不真诚、不可信的书。它读起来就像一场“罪过之旅”。聂鲁达悔恨他没有用手做过任何有用的事情;他称它们为“拒绝之手”,因为他保持着他们的洁净,远离污秽。他愿意成为一个米盖尔· 埃尔南德斯,在庄稼地里劳作。或者甚至一个他前哥伦布时期的祖先,在马丘比丘加工石头。是的,我有罪

  批评家海梅· 阿拉兹拉齐对这本书有不同看法。他把《日子的手》看作对于没有用诗歌做出某种有用之物而进行的道歉,因为他忘了:诗歌本该像面粉一样有用。

  揭示出聂鲁达心灵中最深、最痛苦的冲突—在公共角色与绝非私人的生涯中的私密性之间的冲突……政治上,他的目标是不害羞的、有计划的、与社会关联的:来推进工人、农民、无产者的运动。可是《日子的手》清晰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是一个他之前的克维多那样的“文人作家”* 从未能亲手创造过任何东西,只是通过文字、句子、意象、段落、诗歌来创作……”

  我不认为聂鲁达当时真正认为他的诗歌技艺整个的毫无用处。有很多例子表明,聂鲁达曾告诉他朋友,当他看到他的语言对普通老百姓发生影响时是多么感动—包括他对阿兰· 西卡所说的,这其中有一群完全由懂欣赏的剪羊毛工人构成的读者群。

  而且,聂鲁达要是听到他的同胞,更为年轻的智利诗人劳尔· 苏里塔在1980 年对一个记者所说的话,他会非常高兴,甚至惊讶:

  从个人的角度,我不像许多其他人,我认为他最伟大的作品在于他的政治诗歌,而不是《居所》……在那里可以找到聂鲁达,任何作品—包括我自己的—都必须经受他的考验。这不是一个写作问题—他已经有足够多的模仿者,就像帕拉也有一样。你无法模仿聂鲁达—要那样做,你必须写得比他更好,我不知道还有谁比聂鲁达写得更好。

  可以看出,聂鲁达不仅可以让手工艺工人满意,也可以让他的知识分子同仁满意。可是,聂鲁达在1971年告诉法国新闻杂志《快报》说,“我最大的缺点是懒惰。我从未劳作过。那就是为什么我对我父亲有过一种特殊的崇拜,他是一个伟大的工人……他毕生只是劳作,而我什么都做不了。也许写了一点点诗歌。”

  但《日子之手》也许有更广阔的意味:一个孤独的、无爱的生活,没有与自己同胞的团结—那种团结与合作曾让聂鲁达尝试了一次投身戏剧创作获得的欢乐体验—是空洞的、无意义的生存。他意识到写作诗歌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孤立的活动—除非他的言语被其他人读到。

  在1968 年短暂访问加拉加斯之后,聂鲁达为圣地亚哥杂志《埃尔西利亚》写了一系列每周专栏文章。当他正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1968年8月,“华约”部队侵入布拉格,了“布拉格之春”。

  官方辩护称:捷克当局请求干预,以防被反革命暴乱控制。这个说法被其他人,包括捷克驻智利大使否认。

  豪尔赫· 爱德华兹写道:他认为非常蹊跷,聂鲁达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做任何公开评论—甚至没有对朋友发表意见—毕竟,他是很熟悉那个国家的。他在入侵事件发生的8月21日当天实际拜访了聂鲁达,很惊讶地发现什么都没被提到:他们谈论书籍与朋友,蹦出一些随机的笑话,但布拉格从未出现。只有当爱德华兹离开之际,他问巴勃罗关于他即将进行的欧洲之旅,聂鲁达告诉他:“我不认为我会去。我认为局势过于捷克斯洛伐克了。”

  聂鲁达对布拉格事件的沉默—即便在私人场合—看起来是古怪的,甚至令人震惊。

  那是他唯一一次提到1968 年的布拉格。可是,第二年,聂鲁达1969年的集子,《世界末日》第一次在圣地亚哥出版,有很多人绘制的插图,他们是:马里奥·卡勒诺,尼梅西奥·安图内斯,佩德罗·米拉尔,玛丽·马尔特纳,胡里奥·伊斯卡梅以及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在这本书中,我们了解到聂鲁达的内心反应:

  在那个城市里,他曾经拥有过如此众多难忘经历,那个城市曾居住着给他名字的伟大作家扬· 聂鲁达,对这个城市的攻击让他真正幻灭了,迷茫了。如果我们把《世界末日》的“1968”年部分与《葡萄与风》的那种极乐状态相比较,我们会发现:聂鲁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单纯信仰是如何被动摇了的。

  私下里,他有过严重的忧虑。他的俄国朋友维拉· 库泰什科娃告诉我:在他对莫斯科的一次访问中,他问过她:“他们如何可以迫害像约瑟夫·布罗茨基那样的伟大诗人?” 聂鲁达从未公开发表这种抗议,就像他从未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所遭受的对待发表过任何公开抗议。他拒绝站起来谴责同行所遭受的迫害,鉴于他对党的情感忠诚,尽管这可以理解,但也必须遭到谴责。

  不过聂鲁达也被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吓到了。意识到这种双重幻灭折磨着他六十五岁的年头,这一点很重要。那个缔造了林肯和惠特曼的国家被改造成了一个地球上无人爱戴其人民的国家—他写到。“他们不是‘合众国’,而是‘愚众国’”。

  在《诗艺(一)》中,聂鲁达似乎收回了《日子的手》中那种自谦。在这里,在《世界末日》中,他称自己是一个“诗歌木匠”,用他的双手钟爱地摩挲着他的木头,然后用锯子把它切割。并且,他还是“诗歌面包师”,捣鼓着烤炉、面粉和酵母。他称自己为一个“孤独的五金商人”。即便这些可能被解释成诗艺的象征,但在《耶稣复活》中,他的调子跟《日子的手》中那种悔恨的音质大为不同:

  不均衡性,一种演进与变化的能力,是让聂鲁达诗歌如此充满活力、新鲜而丰富的动因。但这里仍有一个值得一问的问题:他在《日子的手》中的悔恨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的,如果它在一年后就消失了?

  类似地,似乎有理由问:我们该如何当真相信他在《世界末日》中的诗歌《个人崇拜(二)》中对个人崇拜的攻击:

  因为忠于这种精神,聂鲁达对年轻艺术家们显示了巨大的慷慨—不仅对诗人们,而且对在其他艺术领域工作的人们。一个当今最著名的智利歌手兼词作者提托· 费尔南德斯(“El Temucano”)告诉我说:他有一次被惊呆了,聂鲁达在1969年12月14日访问特木科的时候和他坐在一起,听他一连几个小时背诵聂鲁达的诗歌,“我不会忘记那种姿态—聂鲁达提议帮我搞定一个录音合同。他说我应该成为一个歌手,而非诗人!”

  聂鲁达还继续展露他的探索精神。在1969 年,他开始为一部电影《巴波》写作脚本,故事是基于19世纪美国小说家兼同样的海洋热爱者赫尔曼·梅尔维尔所写的一部短篇小说《贝尼托·赛莱诺》。这部小说在1865年出版但是在1799年动笔的,描述了阿马萨·德拉诺船长作为圣玛利亚港一艘大船的首领—该港口是一个小小的、无人居住的小岛,面朝智利漫长海岸线的南端—牵涉到一场奴隶暴动。

  聂鲁达久已渴望围绕梅尔维尔写作,用诗歌形式开始写作他的脚本,有一场杜撰出来的在他和梅尔维尔之间发生的有趣对话,其中,梅尔维尔抗议聂鲁达试图复苏

  有一个部分奇怪地让人联想起《马丘比丘高地》那种乐观主义信念:人会像凤凰一样从尘土里升起。聂鲁达告诉“梅尔维尔”:

  不幸的是,聂鲁达没能完成这个令人好奇的计划,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它胚胎般的存在。

  在他写《世界末日》的同时,聂鲁达还写了事实证明是他最薄的一本书,一串闪光的小珠宝,叫作《仍然》—一首433行的诗歌。根据罗伯特· 普林– 弥尔所述:《仍然》仅仅在两天内也就是1969年7月5日和6日写成,很快由聂鲁达的第一个出版商,圣地亚哥的纳西门托印行了500册。《仍然》包含了聂鲁达最动人的一些诗句:

  也是在1970年,玛蒂尔德—持续感到焦虑,在五十八岁的年纪,她也许开始失去美貌了—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告诉巴勃罗:她想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做一个面部整容手术。一开始,聂鲁达惊呆了。当他送她离开圣地亚哥机场,他转向他的朋友玛丽· 马尔特纳。“他很关切地问我:‘玛丽,我认为手术之后她还能够微笑,对吗?’实际上,玛蒂尔德有过非常迷人的笑。巴勃罗不知道该如何发笑—他的笑总是默默地!玛蒂尔德有一种爽朗的笑,巴勃罗很喜欢。”

  但就当玛蒂尔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挨手术刀的时候,聂鲁达找到了一份新的、最后的激情。在六十五岁年纪,他爱上了他妻子的侄女,艾丽西亚· 乌鲁齐亚,玛蒂尔德曾邀请她和他们一起住在黑岛,带着她的小女儿。艾丽西亚当时三十多岁,她女儿—被送到黑岛的学校里上学—叫作罗萨里奥(正是聂鲁达当年为了掩盖他和玛蒂尔德的关系而给她取的名字)。

  巴勃罗与艾丽西亚的关系所带来的是令人惊奇的晚年能量大爆发:他的书《燃烧的剑》。当时,它读起来就像一种非同寻常的,圣经般的精神重生的史诗,以引用《创世纪》中人类被从伊甸园驱逐的内容作为开始。就在该书完成之际,一个记者问到这本书,聂鲁达把《燃烧的剑》描述成“关于亚当和夏娃,惩罚与罪恶的迷,实际上,一个新的亚当和一个新的夏娃。这个世界面临终结,炸弹和战争摧毁了它,而亚当—地球上唯一的男人遇到了夏娃。生命和人性再次随着他们而开始。”

  加布列拉· 加西亚· 马尔克斯有一次说到聂鲁达:他对玛蒂尔德是忠诚的,但不是专一的。这在拉丁美洲以及总体的拉丁文化中是一个常见的口头区分。可是,聂鲁达对女人的态度跟他的朋友毕加索很不一样。当毕加索对他的妻子们或情人们画画的时候,他相信他正在施展某种神秘的、几乎超自然的活动。它们往往并非爱情画:绘画的行为似乎给他带来一种控制他的主题的权力感。聂鲁达则不然。自始至终,对象都对艺术家施加着力量。实际上,在《燃烧的剑》中,聂鲁达把“罗西亚”变成了地球上第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再也没法超越的

  埃尔南· 洛伊拉声称:跟聂鲁达从最后的风流韵事中获得的情感能量无关,他的灵感来自另一个“确切的—尽管不是公开提到的—文学资源:L’Incendie terrestre,聂鲁达年轻时翻译过的马塞尔· 施沃布(死

  我问过聂鲁达的一些朋友他和艾丽西亚的关系是否反映了他在尝试修复某种在他婚姻中已经丧失的事物。他们坚称:巴勃罗继续像以往一样热情地爱着玛蒂尔德。当我几乎是鲁莽地问他的朋友弗朗西斯科·维拉斯科,他是否认为聂鲁达与艾丽西亚的关系进入了圆房阶段,他很高兴地回答(尽管可能没有证据):“不。这完全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恋爱。”

  这个看法似乎很难让人信服,因为,当我们阅读这本书中关于“罗多/ 聂鲁达”与“罗西亚/ 艾丽西亚”之间关系的描述时,我们马上能感到它的柔情和生动的性意味:

  当玛蒂尔德从阿根廷回来,发现了巴勃罗对她侄女的爱情,就在她自己的屋顶下,在黑岛,她陷入暴怒之中,切切实实地把艾丽西亚扔出了屋子,包括她所有随身物品。巴勃罗和她自己的侄女一起背叛了她。艾丽西亚,跟玛蒂尔德一样,是红头发。但不像玛蒂尔德,她只有聂鲁达年龄的一半大小。

  很难想象,如果玛蒂尔德意识到《燃烧的剑》里面那个“罗西亚”的原型就是艾丽西亚,他们的婚姻还如何维持—聂鲁达赋予他最后的爱人以夏娃这个全人类之母的终极赞美。尤其是,聂鲁达让他的夏娃极端多产,而玛蒂尔德显然至少遭受过两次流产:

  玛蒂尔德威胁说要离开聂鲁达—一开始似乎不可能继续和他在一起。她和朋友们谈起这个事情,他们都劝她冷静。但他们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难以言喻的、折磨人的紧张,让他们两人都不愉快。

  聂鲁达遇到了另外的麻烦,需要保持冷静。1970年7月12日,六十六岁生日之际,他悄悄告诉他的医生朋友以及塞瓦斯蒂安娜的邻居弗朗西斯科· 维拉斯科,“听着,番球*,我很担心。我尿里面有血。”维拉斯科建议他马上去咨询圣地亚哥最好的泌尿科专家。巴勃罗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只是部分地。“他去找了一个专家,回来

  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小东西,让他务必一个月内回去做检查。他没有去,他太害怕了。”维拉斯科,这位曾经的瓦尔帕莱索的萨尔瓦多医院院长说。

  维拉斯科相信聂鲁达原本可以避免那最终要了他命的前列腺癌。“他自己太大意了。他没有去复查,这让病情恶化了。”

  就在这种身体和情感的双重折磨中,1970年9月4日,智利总统选举如期举行。选举结果震惊了世界,萨尔瓦多· 阿连德赢得了最多选票:36.3%,稍微领先于豪尔赫· 阿莱桑德雷· 罗德里格斯的35.3%。选举还需要提交给智利议会批准—美国要尽全力保证参议院投票反对阿连德—但这时候,世界似乎要第一次见证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国家当选为国家元首。10月24日国会批准阿连德成为总统。几天后聂鲁达打电话给他提出一个紧急请求:“让我离开这里,把我任命为法国大使。”聂鲁达—在他的《大诗章》中写道:所有的智利白痴都成了大使—他想要一个借口逃离他所热爱的家乡。他需要修复他的婚姻,远离艾丽西亚似乎是唯一的办法。阿连德相信聂鲁达可以成为他所熟知的这个国家的优秀大使。他迅速任命聂鲁达履新该职位,并请智利外交部长克罗多米洛· 阿尔梅伊达向参议院递交提案征求正式批准。

  罗伯特· 普林– 弥尔所得到的另一个版本说:是智利暗示阿连德总统,这个任命可以避免一场丑闻。

  1971年10月21日,聂鲁达被正式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记者们聚集在他巴黎的住所焦急等待一个回应。阿连德总统发了一则消息,表达了智利人民的“欢乐”,他们“祝贺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兄弟”。

  在声明中,阿连德说聂鲁达“很多年前就应该、并且可以赢得这个非凡的重大荣誉……他的书和诗已经被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有些日子了,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奖授予了一个忠于他的人民的诗人。”

  很少有人知道—因为聂鲁达坚持让它保持为谨慎的秘密—诗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接受了更多的身体检查。让他感到恼火的是,这妨碍他代表智利政府去参加在巴黎体育宫举行的庆祝活动,庆祝巴勃罗· 毕加索九十岁的生日。

  12月,聂鲁达和玛蒂尔德到了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他们在机场受到了阿尔图尔· 伦德克维斯特的迎接。他向记者们确认,他为这一时刻已经做出多年漫长而艰辛的努力。比希尼娅· 比达尔是唯一的一个智利记者,全程跟踪了聂鲁达诺贝尔授奖仪式。她回忆说,聂鲁达在12月10日穿着一件雨衣走下了停在斯德哥尔摩机场飞机的舷梯。

  他走得不急不慢,也没有笑。记者们围绕着他,开始倾泻各种问题。他是清醒的,富有经验的,散发着平静的光辉。他回答说:“我的爱好是贝壳、旧书、旧鞋子。在巴黎,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杯外交诗人和社会主义者混合的鸡尾酒。”沉默了片刻,他接着用一种简洁的方式说:“我害怕你们,但现在看上去你们也害怕我。”

  有人问他:“最漂亮的词是什么?”“我将用一种相当俗套的方式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就像在,收音机的一首歌里,用一个被滥用的词来回答你的问题:这个词就是—爱。这个词你用得越多,它就变得越强大,并且,滥用这个词也没有任何害处。”

  在那以后,他被送到斯德哥尔摩的宾馆。在那里,他很激动地听说:他和玛蒂尔德将和他们的朋友米盖尔·奥特罗· 席尔瓦及其妻子玛丽亚·特蕾莎·卡斯蒂略会合。他还非常高兴与他的老朋友兼外交同事路易斯· 恩里克· 德拉诺重逢—后者当时是驻瑞典的智利大使。

  在临近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那三天内,一个流言开始在斯德哥尔摩流传,说聂鲁达收到匿名威胁,谴责他穿着燕尾服参与一项帝国主义事件,并声称在仪式期间,他的燕尾服将会被剪刀剪成碎片。瑞典警方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威胁。后来人们才得知,这个威胁是米盖尔·奥特罗·席尔瓦策划的一场闹剧。

  正如比达尔指出的,1971年12月13日当天,穿着燕尾服坐在费莱德菲亚教堂的聂鲁达看上去完全很放松。他在出席使馆各种活动的时候,已经很多次穿过这种燕尾服。

  当瑞典国王走来跟他握手的时候,他们俩非常热烈的交谈起来。后来玛蒂尔德问巴勃罗,他们彼此谈了一些什么。聂鲁达回答说,“我们开始谈论的是石头,石头是他的兴奋点。然后我告诉他关于我们复活节岛的情况……我告诉他,那些大雕像是如何仰面朝天,凝望着天空,他们的目光消失在大海中。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这个话题,他非常感兴趣,最后我告诉他我会邀请他参观这个岛屿,他回答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向往的事情,但是他的精力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了。” 这个国王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就死了。

  在他的长篇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那也是他所做过的最有力的一次演讲—聂鲁达首先把他的听众带回到了1949年非同寻常的穿越安第斯山逃亡到阿根廷的遭遇,然后,他转而讲述经验如何教会他写作诗歌:

  我未曾从书本学到任何写作诗歌的配方。反过来,我也拒绝在风格、模式上提出任何建议,哪怕它们可能给新的诗人们带来一丁点洞见。诗人不是“小神仙”……他并非被神秘的命运选中,优越于那些忠于手艺和职业的人。我坚持认为,最好的诗人就是为我们准备日常面包的人,离我们最近的面包师并不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小神

  仙。他履行他光荣而谦虚的责任,搓揉面团,把它们放进烤箱中,烤出金黄的色泽,递给我们每天的面包,作为同类之间的一种责任。并且,如果诗人也能成功达到这种朴素意识,那么这也就会被转化为更广阔活动的一个部分,一种复杂或单纯的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促成社会的建设,人类的生存条件的改变,人类产品的分配:

  面包,真理,酒,梦想。如果诗人加入这个无止境的斗争,接触到每个人的双手,把他的那部分承诺、奉献和温柔都献给所有人的日常劳作,那么这个诗人就必然分享所有人性的汗水、面包、酒以及梦想……我的每一行诗都选择作为一个有形对象而存在,我的每一首诗作都渴望变成一件有用的生产工具,我的每一首歌都尽力充当虚空中的一个标记,为了那些彼此交错的道路皆可相逢,或者充当一块石头一块木头,某人,某些其他人,从今以后的人,可以用它来雕刻新的标记……

  一支光荣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时犯下错误,但是,它不停地前进,每天都与负隅顽抗者的反动以及固执己见者的焦躁作斗争。因为我相信我作为一个诗人的责任不仅涉及与玫瑰和韵律之间的兄弟关系,与热切的爱以及无尽的渴望之间的兄弟关系,还涉及与一直融入我的诗歌中的不屈不挠的人类责任的兄弟关系。

  那天晚上在斯德哥尔摩,路易斯· 恩里克· 德拉诺的妻子罗拉· 法尔孔主持了一个晚宴,宴会中玛蒂尔德告诉罗拉巴勃罗得了癌症—但坚持认为不应该让聂鲁达知道这一点。

  第二天,聂鲁达,在斯德哥尔摩当代艺术博物馆朗诵了他的诗歌,面对的是一群年轻人,他们或坐或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由演员马克斯·冯·西多交替进行瑞典语翻译。

  在巴勃罗离开瑞典之前,有一个最后的惊喜:被邀请参加一个展览,这个展览让诗人目瞪口呆,既欢乐又沉醉。展览的焦点是一艘十七世纪的瑞典船只,叫作“瓦萨号”,它在1628 年的处女“航”时就已经沉没了,甚至都没能离开港口。这艘船由1000 颗橡树做成,它再次浮出水面的时候依然保持完好无损的状况。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次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选择感到高兴。阿根廷作家豪尔赫· 路易斯· 博尔赫斯告诉记者拉蒙· 查奥:

  聂鲁达写过一首诗反对美洲的暴君,将一些诗句献给美利坚合众国,但没有一首诗写到庇隆。人们认为他充满了高贵的尊严……他娶了一个阿根廷妇女,他很好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吗?但他不想要他的诗歌造成任何伤害。当我去智利的时候,他溜走了,开奖直播,避免见到我,他有理由那样做。人们想要让我俩陷入彼此反对的泥潭。他是一个智利诗人,而我是一个保守的阿根廷诗人。我不同意那种理论,宣扬国家应该凌驾于个人之上。但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与聂鲁达诗歌的品质无关。在1967年,诺贝尔奖授予米盖尔· 安赫尔· 阿斯图里亚斯的时候,我马上说:聂鲁达应该得这个奖。他最终在1971年获得该奖。我不认为通过政治观点判断一个作家是公平的。实际上,鲁德亚德· 吉卜林也为大英帝国辩护。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本文节选自《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英】亚当·费恩斯坦 著 杨震 译 2018年3月版